张伯苓:一生专注南开,坚信教育救国

2019-11-18 10:57:31

作者|陈远

张伯苓(1876-1951)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原名寿春,名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他于1892年加入天津北洋海军学院学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他在海军服役,并很快前往天津闫秀楼教书。1904年,张伯苓将家庭礼堂改造成一所私立高中,命名为叶静学校。1907年,在天津市南部的开阔洼地建造了一座新校舍,被人们称为“南开”,并改名为南开中学礼堂。南开大学成立于1918年,于1919年秋季正式开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经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担任总统40多年,培养了许多人才。

教育电影

只往前走

张伯苓孜孜不倦地工作了40多年的教育。有些人问他这个秘密。张伯苓说:“生活就像一匹拉着马车的马,它的左右眼睛被蒙住了。它只被允许前进,前方的路是无尽的!......我只知道往前走,从来不说‘成了,就能玩得开心!走之前休息一下。刮风的时候赌徒们不下大赌注吗?我也是——往前走。”

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私立大学先驱”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海军学院16年。张伯苓毕业的第二年

(即1898年)

光绪皇帝颁布了“丁明石国”法令,宣布改革开始。同年,史静大学堂成立

(即今天的北京大学)

教育的新趋势开始在旧的清朝制度中萌芽。

“快乐的事”

1898年,张伯苓放弃了海军教育部门。同年5月,张伯苓派清政府官员到山东参加“同济”轮。清政府接受了日本占领的阿哈瓦,并立即将其割让给英国。张伯苓认为,“为了挽救危机,有必要培养人才;要培养新的人才,就必须建立新的教育。”

胡适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写道,张伯苓目睹了这一切,深受鼓舞。他恼怒地叹了口气:“我在两天内目睹了三次国旗的更换。我取下太阳旗,挂上了黄龙旗。第二天,我看到黄旗被取下,米旗被升起。那时,我说不出自己有多悲伤和愤怒。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国家在现代世界生存的愿望依赖于新的教育来创造新一代。我决心投身于通过教育拯救国家的事业。”

几个月后,张伯苓开始在闫秀家教书。严修是近代史上一个被遗忘已久的名字,张伯苓和南开从严修未来的成功中获益匪浅。清末变法期间,袁世凯奉命先在直隶天津试一试。颜修在天津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进入了袁世凯的视野。当时,袁世凯的教育思想大多来自严修。袁世凯试图说:“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训练士兵和促进学习。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学习就是倾听严先生的所作所为。我只是在指路。”这显示了严修的重要性。

然而,严修与袁世凯的友谊并不在于建立教育。1908年11月,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实施严厉制裁。元伯冲出首都,不敢和老朋友交流。然而,教育部助理部长严范孙是唯一与这种情况作斗争的人。他是国防和进退大臣。他应该被要求表达他的功勋,不应该比解雇和放弃更严重。”袁于1909年1月5日离开北京。只有颜秀和杨度陪着孤独潦倒的袁宁,一直把他送到车站。袁世凯东山再起并大受欢迎后,严修拒绝了袁世凯成为官员的邀请。谦逊的布造就骄傲的人。

南开之所以是南开,与严修和北洋的起源密不可分。

因此,胡适说:南开成立以来,张伯苓与严修的相识与合作是件愉快的事。

政治运动的局外人

1911年,38岁的张伯苓在盐秀的家中

(1904年改为南开中学)

他教了13年书。在严修的帮助下,张伯苓此时在天津崭露头角,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乡绅。

自1908年皇家内阁成立以来,反对党的政治活动也越来越激进,请愿层出不穷。比张伯苓大六岁的天津教育家温士林是当时天津的重要人物之一。1910年,当全国请愿热潮一个接一个高涨时,文士林参加了六次请愿。其中一人带领数千人到州长办公室请愿,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模示威。11月4日,清廷颁布了一项圣旨,宣布该法令为期五年

(1913年)

如果议会召开,就不允许再有请愿,否则法律将被用来惩罚它。1911年1月7日晚,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陈奕龙下令逮捕温士林。

陈奕龙被捕后没有将温士林移交司法部门,也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被定罪。这在天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月8日晚上8点,直隶士绅圈聚集在天津县议会,选举张伯苓为临时主席,讨论如何拯救文士林。首先,文世林的哥哥文丽安报告了这次逮捕。第二,张伯苓和杜秦晓报告了逮捕原因。最后,他们决定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直隶总督“询问拘留原因”,并当场起草手稿,共有26名签名者。第二天早上,当他去巡抚办公室时,清廷只推迟了与张伯苓的见面,并告诉他“余明的罪行大多是流放,所以你不必问”。张伯苓辞职,计划晚上到达南开学校制定计划。严修那天的记述中写道:“伯林是来谈支持英国的。”

(温士林、紫芝英)

事情。"

那天张伯苓和严修谈了些什么还不知道。也许成熟谨慎的严修并没有表态,因为严修已经知道温士林的被捕“意味着北京政府也愿意这么做”。

当一个学者遇到一个士兵,他不能肯定地说。在这一点上,张伯苓能做的就是保持文士林创办的通识教育学校。文士林被派往新疆。

不幸的结局

张伯苓1911年与政府的谈判对此没有影响。然而,事发后不久,张伯苓因“士气低落”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这可能与当时的情况有关。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蔓延到天津,学生分离,南开中学暂时陷入停顿。这所学校缺少资金。张伯苓和所有教师停止支付工资。会计师只能拿到半个工资。只有少数工人被允许提供食物。十一月,学生们逐渐来到学校。张伯苓决定合并班级,继续上课。这学期学生的学费减半。南开几乎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南开大学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严重困难。这也是南开与民族运动始终如一关系的开端。

1937年7月7日事件后,南开大学和中学因平时爱国抗日,于7月29日和30日遭到日本轰炸机轰炸。蒋介石听到“南开为国牺牲,如果有中国,就有南开”时,安慰了张伯苓。南开的名气此刻达到了顶峰。南开轰炸后不久,张伯苓心爱的儿子死在前线。张伯苓得知后说:“我来自海军某师,现在老了。我讨厌不能杀死敌人并为国家服务。现在我的儿子为国家而死。没有遗憾。”愤怒很难表达。

1949年政权更迭时,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父子前往台湾或美国的请求,并以“年老、疾病和不宜旅行”为由留在大陆物理原因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天津与南开校友的一次聚会上自豪地宣称:“南开、北京的周恩来和台湾的吴国桢到处都有校友。”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伯苓选择了留下来,或许心里有了一些把握。

然而,张伯苓在1948年国民党“制宪国民大会”后担任考试院长的经历已成为新时期的“政治污点”。1950年,南开大学庆祝成立周年,他准备参加相关活动。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南开大学只给他分配了一个普通座位。

1951年,张伯苓悲惨地死去。

张伯苓一生更关注南开,而不是政治。年末充满了政治风暴的起伏,还有更多无法控制的因素。1911年,教育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就像他身后那位荒凉的拓荒者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像1909年至1911年的许多政治运动一样,天津的小规模抗议运动顺利结束,甚至在今天,它也可能无法检验其更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在1911年,张伯苓对当局的无助是许多学者的共同经历。

黄裕生吊死张伯苓

40多年来,张伯苓一直为教育和中国而努力。他努力工作,四处奔波。他到处碰壁。他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他失败得越多,战斗得就越激烈。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倡导者和一代人的老师。然而,应该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甚至是他的政治错误,因为他热爱国情,把希望寄托在错误的地方,比如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救星。

黄裕生(原南开大学校长兼秘书长)

本文是参照《张伯苓年谱》、《南开大学史》、梁继生的《张伯苓大学理念》等著作撰写的。

作者:陈远;

编辑: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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